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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的童年馈赠

作者: admin62365 来源: 未知 时间: 2019-11-06 阅读:
  1936年,我出生在福建省西部龙岩地区连城县下面的一个乡村,地名叫莒溪乡。莒溪乡有条河叫莒溪,这条从深山里流出来的河,环绕莒溪乡一周,就奔流到汀江去了。汀江是闽西最重要的一条江,所以莒溪也好,汀江也好,都是我的母亲河。
  
  这里的山水是非常美的。漫山遍野都是竹林,松树是成片成片的,山上古树很多,最多最大的就是樟树,许多樟树都有好几百年。春天到来的时候,布谷声声,漫山遍野映山红都绽放了,那景色真的让人难忘。村子里有温泉,还有很少人知道的恒温泉,它一年四季永远保持在21摄氏度,泉水从村子中间冒出来,流出后经过几十个池塘,再流到莒溪里,夏天很凉爽,冬天冒热气,妇女们都在泉边洗衣服,每当家里要做酒或煮粥,都要来这里挑这水。这水里可能有特殊的矿物元素,煮出来的粥特别香甜。我常对朋友们介绍我的故乡,最后一句总是:水是故乡甜、山是故乡美。
  
  但最初故乡留给我的,却是最贫穷的印象。山水很秀丽,可是却很贫穷。贫穷是一个很可怕的敌人。因为贫穷不但伴随着我,还要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。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,能够留在北师大,后来成了教授,现在还给我评了资深教授,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,纯粹是偶然。因为从小,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。我们家老少三代,七口人,七张嘴都要吃饭,每年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,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,包括番薯(白薯)也都吃光了。这时候父母就开始吵架,因为第二天没有米下锅了,连南瓜和白薯也吃光了。
  
  那时我刚上小学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还有我的老祖母,我自己饥饿,我自己痛苦,我更能体会他们忍受的饥饿和痛苦。父母很为难,虽然乡里的亲戚朋友很多,但是一次次去借,这太没有面子了,父母已经没有勇气去借。所以每次都这样,第二天没有粮食了,他们总要吵一架,吵架结束了,家里静得不能再静,连我们小孩都知道,家里面临着走不出的穷苦。最后是我母亲,或者我祖母,拿着一个口袋对我说“去你姑姑家”,或者“去你舅舅家”。我在家是老大,那时已经懂事了,所以每次都让我去借米。但借米不是件好差事,因为姑姑家舅舅家也并不富裕,跟我比较亲近的是我二姑。于是我到二姑家了,一句话不说,把米袋子往桌子上一扔,姑姑就知道,说“又没有米啦”,我也不回答。她问“你们怎么回事”,我只能说“我说不清楚,你去问我爸爸”。这样的贫穷,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是很可怕的。由于总是干这样难堪的事,我的痛苦像瘟疫,在我心灵深处传染开来,终日都是无精打采的,所以我小时候做梦都希望我家每天清晨有五斤米下锅。
  
  因为贫穷,我很早就从事体力劳动。什么活我都干,插秧、割稻、除草,我们管这些田里的活叫“作田”,此外挑水、放牛、挑柴、拔猪草、拔兔草……特别是挑柴这个活,是相当艰苦而又危险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父母交给我最多的,就是挑柴。特别是在夏收之前,一定要把家里的柴挑满,因为夏收时节,就得下地干活了。我写过一篇散文《柴路》,讲的就是砍柴的经过。柴路弯弯,我和我的小伙伴“雪老子”要到深山里挑柴。我们找到一片山,先一次性放倒一些树木,通常要砍四到五天,将一座山里那些不太高,看起来不可能成材的树全都砍掉,然后晾在那里,晒上一个月。等第二个月晒干了,再砍成一段一段的,然后挑回家。
  
  问题不在于砍柴,而是我们那里的山路非常狭窄,一边是陡峭的山坡,另一边是万丈悬崖,悬崖下是深不可测的溪水。所以在柴路上每走一步都要走得稳稳的,要很小心,不然会掉下去。我们那里很多人都这样掉下去了。特别是雨天,上面下雨,我们头上却冒汗,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。等脚踩上平地了,这一天的危险就结束了。到家里,母亲还要用秤,称一称挑回来的柴有多少斤。我初中的时候停学一年,那时候给我规定的是每天九十斤,那时候我十三岁。我是从三十斤开始挑,每天加几斤,最后定格在九十斤。所以我性格的一部分,是由弯弯的山路塑造的。我知道,山路挑柴是这样,干别的事情也是这样,人的一生也是这样,总是艰苦而又危险,因此你要拿出你的坚定、坚持、坚韧,要拿出这种不倦的精神,你才可能把柴挑回家。长大以后,我明白的第一原理就是天上不会掉馅饼,你想获得成果,就要有那种在山路上挑柴的精神。
  
  挑柴是贫苦童年给我的一大馈赠。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是不一样的,他吃过苦,吃过苦的孩子再来上学,不用催促,就知道怎样把学习学好。后来我当教师、当学者,我知道要拿出挑柴的精神加以对待,才会有结果。所以,我们小时候虽然贫穷,但那劳动、那奋斗、那困苦也给了我精神上许多启示。
  
  当然,因为贫穷,我的读书之路是非常曲折的。小学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,我的小学是在解放前读完的。我们乡小学的质量很好,老师也不错,整个小学阶段,我的学习都非常好。只是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体罚式的。国文课很重要,老师讲课的办法,就是先疏通文意,高声朗诵,然后要求我们背诵课文,老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,老师最后再念一遍,完了就让学生们哇啦哇啦大声地读,所以整个学校都是读书的声音。作业也是背诵,头天教过的课文,第二天要对着老师,大声地背诵出来。要是背不出来,老师就会用竹鞭打你的手掌,还要到教室外跪着背诵。
  
  那时我的背诵很好,能够背下的东西很多,不仅能背诵许多古代的诗文,也有许多现代的篇章。其实,由于我们讲的客家话与普通话相差较大,背诵几乎是那时候唯一的办法。我们管“上午”叫“昼时”,“下午”叫“昼了”,都是古文词。这些词在普通话里没有,而普通话里的“上午”与“下午”在我们家乡话的词语里也没有,所以我们只能背诵,老师把家乡话和普通话都写在黑板上,连每一个词都要背诵,有的发音相差很远。
  
  然而对我而言,学习是非常愉快的。我在读书时,不断得到学校的表扬、奖励。母亲从我小时候开始,就在我们吃饭的饭堂墙壁上,从下往上开始贴我获得的奖状,最终小学毕业后我的奖状贴成了一面墙。那是我的“博物馆”,只要有生人到我们家,母亲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这面墙壁前,高兴地给客人讲这张或那张,有时候母亲讲错了,站在一旁的祖母就会出来纠正。母亲和祖母都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优异而自豪。她们对我的爱是溢于言表的。
  
 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。到了1949年夏天,我要到县城考中学时,父亲的意思却是:小学毕业后就不读书了,在家参加劳动吧。父亲说:“你读了初中有什么用,还是回来种地,家里也困难,因为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与其去读书,还不如回来帮我一把手,做个劳动力。”况且,全县报考的有四百人,录取的是四十人,机会很小,父亲说我也不一定能考上,还得花钱。幸运的是母亲和祖母说让我去试试,于是我和我小学的几个同学走了六十里地,到县城考试去了。到了发榜的日子,我们一起去看红榜。看榜的时候我跟别人“看法”不一样,那是一个红榜,四十个名字都在那里。我是从最下面往上看,四十名没有,三十九名没有、三十八名也没有。当我看到三十七名的时候,我的一个同伴叫起来:“童庆炳,你在前面呢!你是第三名!”我连忙往上一看,果然,第一名和第三名是我们乡小学的,我们小学有位年纪比较大的,他考了第一名,我考了第三名。这下子高兴得不得了,我想这就可以和家里有个交代了,也许父亲会支持我上学。
  
  回到家里,全村的人都说,这是从来没有过的,第一、第三名都被我们村占了,大家都说庆炳这孩子有出息,是读书的料子。父亲在乡里那么多人舆论的压力下,不但说不出“反对”两个字,而且还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,这样我就上了初中。那是1949年,印象中是九月,我们那里还没有解放。到了第二年,1950年才解放了。
  
  我从来不埋怨我的童年生活。相反,正是那贫寒艰辛、那借米的经历,那弯弯柴路上的风雨,还有那祖母、母亲舐犊般的爱,这三者如同鼎之三足,它们托起了人生的宝鼎,这是我获得的童年的珍贵馈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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